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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酷儿时间性和后现代地理学(2005)

时间:2024-03-15 09: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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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儿时间性和后现代地理学
原作者:Judith Halberstam
翻译:暗黑寒冰领主&有道翻译,校对:人吉尔郎
导读:【合辑】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对应选文88;单篇选文翻译不代表译者们的实质立场,欢迎加入我们翻译120+篇不同领域的选文
本文章基于CC BY-NC-SA 4.0发布,仅供个人学习,如有侵犯您的布尔乔亚法权,请联系提醒号主践行游士删文跑路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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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选文88是从朱迪斯(杰克)·哈伯斯坦的《在酷儿时间与地点(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一书中选的《酷儿时间性与后现代地理学("Queer Temporality and Postmodern Geographies")》,着重批评了“规范性(normativity)”或“常规形式下的身份联系、归属和认同”(Halberstam, 2005: 4)。根据福柯的论断,同性恋的威胁在于它是“生活方式”而非仅仅是性爱方式。哈伯斯坦认为“酷儿”不是一个由同性性行为定义的类别,而是一个描述在家庭安全和性/别尊严之边缘地带的生活经验的类别。与“酷儿”相对,规范性的要求依赖于有关性别与性经验的僵化观念,包括围绕一夫一妻制婚姻、核心家庭,和性别化的劳动分工来组织我们的日子。


我们大多数人都被教导,成熟的人会长大,进入一夫一妻制婚姻(最好是与异性的婚姻),将性经验视为隐私,规避风险,并且尽最大努力挣钱为家庭增加物质财富。酷儿理论拒绝认为这样的选择最能带来满足感,拒绝认为它们是最负公共/政治责任(politically responsible)的交往方式。酷儿文化弘扬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往往以当地酒吧、公共表演、行为艺术、倡议作品、群体性探索和延伸社群为中心。因此成年酷儿持续参与到一些被异性恋成年人认为是幼稚、放纵或空想的活动中(比如换装表演、朋克乐队,或组织上街游行)——成年人被鼓励放弃这些行为,以显得更可靠。酷儿时间(queer time)因而反抗与异性恋本位的成年时期息息相关的社会规范,酷儿空间(queer places)则是可供酷儿亚文化生存的地点。


QUEER TEMPORALITY AND POSTMODERN GEOGRAPHIES

如何通过性实践达成一种关系性注意自我保护,谨防受骗上当?是否有可能创造一种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成为“同性恋”,我认为,不是去认同于同性恋者的心理特征和看得见的面具,而是要努力去定义和发展一种生活方式。
——米歇尔·福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友谊》
权威和抵抗的地理学从来都不唯一。此外,抵抗的地图也并不仅仅是统治的地图的背面——可能因为两者都是彼此的谎言,并且彼此都欺骗对方。
——史蒂夫·皮尔《反对派、政治身份和抵抗空间》

本书提出了一个或许过于雄心勃勃的主张,即存在“酷儿时间”和“酷儿空间”这样的东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时间和空间的酷儿化用法是与家庭、异性恋和生殖制度相对立的。这些用法也随其他关于位置、运动和身份认同的逻辑而发展。如果我们试着把酷儿看作是奇异的时间性、富有想象力的生活安排和异乎寻常的经济实践的结果,我们就把酷儿从性身份中分离出来,从而更接近于理解福柯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友谊》中的评论:“同性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非性爱模式威胁着人们”(310)。在福柯的激进构想中,酷儿友谊、酷儿网络、以及这些关系在空间和时间使用上的存在,标志着同性恋生活的特殊性及其实际可被感知的威胁气氛。本书中,酷儿的“生活方式”将包括亚文化实践、另类的联盟方法、跨性别的身体化的形式,以及致力于捕捉这些任性而古怪的存在模式的各种陈述形式。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跨性别者都以与异性恋者截然不同的方式过日子,但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酷儿身份之所以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自我描述形式,部分原因在于它有可能开辟新的生活叙事、发掘时间和空间的另类关系。

“酷儿时间”可能在20世纪末出现得最为引人注目,它来自那些因艾滋病(AIDS)流行而前途渺茫的同性恋群体。诗人马克·多蒂(Mark Doty)在他的情人死于AIDS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的一生都生活在一个不断减少但未尝消失的未来中”(Doty 1996,4)。不断减少的未来创造了对此地、当下、现在的额外强调,尽管毫无未来的威胁像暴风云一样盘旋在头顶,存在的紧迫性却也扩大了当下的潜力,正如多蒂探索的那样,从手边的时间中挤出新的可能性。汤姆·冈恩(Thom Gunn)在他的诗《瘟疫时期》(In Time of Plague)中探索了压缩之时间和将临之死亡的情色:“我的思想充满了死亡/它如此奇怪地招来了性/我感到困惑/困惑的是,我,实际上/被自己的毁灭所吸引”(冈恩1993,59)。酷儿时间,当它在危机的中心闪进人们的视野时,开发了波德莱尔关于现代主义所说的“那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偶然的”的潜力。例如,一些男同性恋者对艾滋病的威胁做出的反应是,重新考虑对长寿和未来之传统的重视,并建立关于(抵抗)风险、疾病、感染和死亡的社群(Bersani 1996; Edelman 1998)。然而,酷儿时间,尽管是在AIDS危机中出现的,也不仅仅是压缩和毁灭;它还关乎一种不受家庭、继承和育儿惯例约束的生活的可能性。在本书关于亚文化的章节中,我将研究适合亚文化活动的酷儿时间性(queer temporality),并建议我们重新思考与“青年认识论”相关的成人/青年二元性,这种认识论破坏了对青年文化、成年和成熟的传统描述。酷儿亚文化通过让参与者相信,ta们的未来可以根据生活经验的典型特征(出生、婚姻、生育和死亡)之外的逻辑来想象,从而生产出替代性的时间性。…

酷儿时间和酷儿空间是评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已经发生的和亟须促动的)政治和文化变化的有效框架。我们之前为试图评估社会变革的障碍而发展的批判性语言,有可能会阻碍我们的政治议程或疏远非学术的支持者。我在此试图将酷儿时间和酷儿空间变成有用的术语,用于学术和非学术的对生活、位置和变革的思考。

为了举例说明批判性语言有时会使我们不堪重负,请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在后现代主义中,我们已经变得善于谈论“规范性”(normativity),但却远不善于以丰富的细节描述来扬弃传统的联想、归属和认同形式的实践和结构。

我试图用酷儿时间的概念来阐明——体面,以及它所依赖的“正常”(the normal)概念,是如何被中产阶级的生殖时间性逻辑所支持的。而且因此,在西方文化中,我们把从危险和不守规矩的青春期到成年人的变化描绘成一种理想的成熟过程;同时,我们把长寿创造为最令人向往的未来,为追求长寿(在任何情况下)鼓掌,并将那些很少或根本不关心长寿的生活方式病态化。在西方人类主体的生命周期中,长时间的稳定被认为是值得追求的,而生活在急速爆发中的人(例如药物成瘾者)被认为是不成熟甚至危险的。但是,药物所创造的滑稽的时间性(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捕捉到的是一个融化的时钟,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捕捉到的是“垃圾时间”)揭示了我们对时间和活动的特权建构的人为性。在后现代酷儿作家林恩·布里德洛夫(Godspeed)、艾琳·迈尔斯(Chelsea Girls)等人的作品中,速度本身(药物和运动)成为非传统历史的发动机,因为其酷儿英雄完全改写了女性反抗的叙事(Myles 1994; Breedlove 2002)。

生育时间对女性来说由生物钟决定,而对已婚夫妇来说,则由严格的资产阶级关于体面和日程安排的规则决定。显然,并不是所有养孩子的人都遵守着或有能力遵守生育时间,但很多的、可能是大多数的人都认为,生育时间的安排是自然的和值当的。家庭时间是指伴随育儿实践而来的日常生活的规范安排(早睡早起等)。这个时间表是由一系列想象中的儿童需求所支配的,它与对儿童健康和良好养育环境的信条有关。继承时间指的是对世代时间的概述,在这段时间内,价值观、财富、物品和道德通过家庭关系代代传递给后辈。它也将家庭与国家的历史过往联系起来,并向前展望,将家庭联系于家庭和国家稳定性的未来。在这一范畴中,我们可以纳入各种假设的时间性——“假若……”的时间——它们要求着保险单、医疗保健和遗嘱等途径的保护。

在后现代地理学的酷儿诠释中,身体中心的认同(body-centered identity)的概念让位于一种模型,这种模型将性主体定位于身体化、空间和实践之内及三者之间。但是关于性和空间的酷儿研究,就像关于性和时间的酷儿研究一样,不得不应对爱德华·索雅、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大卫·哈维等人关于“后现代地理学”的可信研究,他们积极地将性排除在分析范畴之外,正是因为欲望被新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一种滑稽的身体政治的一部分,阻碍了行动主义的“真正”工作(Soja 1989; Harvey 1990; Jameson 1997)。这种根本性的排斥,将性分配到身体/地方/个人,并将阶级/全球/政治作为其适当的参考框架,使得在关于全球化和跨国资本主义的更普遍的对话中引入性和空间问题变得困难。安娜·青(Anna Tsing)和史蒂夫·皮尔(Steve Pile)都把这个问题称为“尺度”问题。例如,皮尔拒绝了某些政治斗争领域(比如阶级)比其他领域(比如性)更重要的观点,相反,他提出,我们要从尺度的角度重新思考这些看似相互竞争的斗争,认识到虽然我们倾向于认为地方斗争不如全球斗争重要,但最终“地方和全球都不是自然的尺度,而恰恰是在两者只想包含对方的斗争中脱颖而出。”(Pile 1997,13)。

事实上,我们思考时间之方式的“酷儿”调整需要并产生新的空间概念。而事实上,很多试图将酷儿性与同性恋的身体化的本质定义割裂的当代理论,都把关注点放在了酷儿空间和酷儿实践上。通过阐述酷儿时间的概念,我提出了新的理解非规范性行为的方法,这些行为与男\女同性恋主体有着明确但非本质的关系。出于本书的目的,“酷儿”指的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关于社群、性身份、身体化和活动的非规范的逻辑和组织形态。“酷儿时间”是指一旦人们离开资产阶级再生产和家庭、长寿、风险/安全、继承等时间框架之后,后现代主义内部会出现的那些特定的时间性模型。“酷儿空间”指的是在后现代主义中酷儿人群参与的空间制造的实践,它也描述了酷儿反大众的生产所带来的对空间的新理解。与此同时,这个项目中的“后现代主义”与新形式的文化生产有关,这些文化生产既与詹明信在其著作《后现代主义》(1997)中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同步,又与之背道而驰。我认为后现代主义同时是危局和机遇——一种形式和意义稳定性的危局,也是对文化生产实践、其等级制度和权力动态、其中抵抗或投降倾向 加以重新思考的机遇。在皮尔关于后现代地理学的著作中,他也将后现代主义定位于反抗与权威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他至关重要地提醒我们,“抵抗的地图并不仅仅是统治地图的另一面”(6)。

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指出,我们的空间和时间概念是由充满活力和波动的社会关系形成的社会建构(哈维,1990)。哈维对后现代时间和空间的分析是值得仔细研究的,因为他积极地解构了时间模式的自然化,也因为他这样做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为他对时间的另一种理解建立和假定了一个规范性框架。此外,哈维的“时空压缩”概念和他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角色的描述在学术语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哈维断言,因为我们经历的时间是某种形式的自然进程,我们没有意识到或注意到时间的结构。因此,我们有了诸如“工业”时间与“家庭”时间、“进步”时间、“紧缩”与“即时”满足、“延迟”与“即时性”这样的概念。而对于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时间性,我们赋予其价值和意义。哈维解释说,时间是根据资本积累的逻辑组织起来的,但那些特别受益于资本主义的人认为这种逻辑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会忽视、压制或削抹一个不公正的制度对自己和其他人的硬性要求。哈维暗示,我们喜欢想象我们的时间都是我们自己拥有的,正如那句陈词滥调所说,“万物有所,万事有时”。这些对时间和时间逻辑的公式化反应,产生了对不同种类时间的情感的、甚至身体的反应;于是,人们对闲暇感到内疚,对等待感到沮丧,对准时感到满足,等等。这些情绪反应强化了我们对时间的“自然”感....

哈维强调的时间管理的不同形式,都在未被讨论之下适应于规范性的时间表。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规范性,正如它在酷儿研究中被定义和理论化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对几乎所有关于后现代地理学的讨论中缺失的一个大词。由于大多数这些讨论都依赖于福柯的工作,且由于规范性是福柯对现代权力功能的主要理解,这是一个巨大的疏忽,并且对性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的讨论产生了影响。例如,哈维的时空压缩概念解释说,我们已经自然化和内化的所有时间周期(休闲、惰性、娱乐、工作/工业、家庭/家庭生活)也是空间实践,但哈维再次错过了解构自然之意义的机会,因为它涉及到具体的规范化存在方式。哈维断言,空间的意义经历了双重的自然化过程:首先,它是与使用价值相关的自然化(例如,我们假定我们对空间的使用是对空间私有财产的唯一和不可避免的使用);但其次,我们通过使空间从属于时间而使空间自然化。换句话说,空间实践的建构被时间和空间的自然化所遮蔽,哈维论证了时间和空间的多重概念,但他没有充分描述时间/空间是如何自然化的,以及时间和空间的霸权建构是如何独特地性别化和性化的。他的论述是一种公认的唯物主义的时间/空间分析,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的进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同时缺乏揭示异性恋规范、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进程的愿景。

因此,就性别、种族和另类的或亚文化的生产而言,哈维在后现代性中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经验”的宏大理论 保留了有偏见的区别化的权力结构,并且——在皮尔的阐述中——假定反抗只能是“统治的回声”(皮尔,1997,13)。但是,尽管哈维和索雅、詹明信一样,至少对后现代空间的种族化和性别化这一事实的存在表示了肯定,但也和索雅、詹明信一样,他对性和空间没有什么可说的。索雅和哈维都声称,为后现代地理学创造了条件的,正是福柯关于空间的采访、以及发表的关于“异托邦”(heterotopia)的课堂笔记。启发了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地理学家的福柯是《规训与惩罚》中的福柯,而不是《性史》中的福柯。事实上,哈维错过了几个明显的讨论与性有关的时间和空间的自然化的机会。生殖时间和家庭时间,首先是异性恋规范的时间/空间建构。但是,虽然哈维暗示了这些时间/空间形式的性别政治,但他并没有提到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在后现代性中,能够选择生活在生殖和家庭时间之外、在劳动和生产逻辑的边缘。通过这样做,这些人也常常活在资本积累的逻辑之外:在此我们可以想到派对咖、嗑药精神小伙、HIV患者、男同性恋、性工作者、废土流浪汉、失信失业者。也许这些人在别人睡觉的时间里,在别人抛弃的空间(物理的、形而上学的和经济的)里,以他们的生活方式(故意的、偶然的或必要的),以及他们可能在别人分配给隐私和家庭的领域里工作的方式,可以富有生产力地被称为“酷儿主体”。最后,正如我将在本书中追述的那样,对于一些酷儿主体来说,时间和空间是由其愿意承担的风险所限定的:冒着生命危险路过边远小镇的跨性别者,冒着生计危险沉浸在无利可图的实践中的亚文化音乐家,破坏让其他人都感到安全的规范价值观的酷儿表演者;但也有那些没有经济安全网、没有家、没有稳定工作的人,生活在那些为了保护少数富人不受“野蛮人”侵害而建立起来的时空组织 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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